往事追忆
鹏程——怀念黄昆先生
·荷 露·
惊悉黄昆先生（我国著名固体物理学家）不幸去世，本人十几年前在中科院半导体所工作期间的一些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脑海里。为了表达哀思，在此与各位分享一下，失误不实的地方希望朋友们指正。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本人来到中科院半导体所工作，本人和黄先生的办公室在同一层楼。有时候从他的办公室门前走过，不免会好奇地向里面看一看。黄先生的座位面向窗外，我们经常看到他的背影。他的衣着十分朴素，在冬天他经常穿一件十分普通的蓝色棉衣和戴一顶破旧的毡帽。有趣的是当时所里有一位老工人和黄先生的长相很相似，穿着也差不多，从远处看很难分清。据说，黄先生的这套装束还曾经给他带来过一些麻烦。粉碎“四人帮”以后，黄先生于一九七七年从北京大学物理系调任半导体所任所长。第一天上班时，值勤的大兵看他一身穿着土里土气根本不象个知识分子，所以挡住他不让进去。后来电话打到了所长办公室才来人把这位新任所长请进去。据传说，黄先生到半导体所任职是小平同志钦点的，果真如此的话邓大人在这件事上看来还是襟怀宽广的，没有为“反击右倾翻案风”之事而心存芥蒂。
九四年黄先生七十五岁寿辰时半导体所为他办了一个小型庆祝会，当时黄先生回忆了一些早年在北大上学，后来到英国留学，以及刚刚回国工作时的一些趣事。其中谈到了他和波恩（Ｂｏｒｎ）教授合著《晶格动力学理论》一书的事，当时年轻的黄先生大概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认为写书比写论文更有成就感。这本书被普遍认为是固体物理学的经典之作，直到今天依旧被很多学者所引用。本人读过波恩教授与一些朋友的通信录，他承认这部书中黄先生的贡献是主要的。黄先生谈完以后，北大物理系的甘子钊教授也讲了一些黄先生和夫人李爱扶在北大工作期间的一些故事。甘教授提到，如果黄先生当年不回国的话，肯定会拿到诺贝尔奖。这一点绝大多数熟悉固体物理领域的人是有同感的。黄先生１９４５年赴英国留学，１９４８年获英国布里斯托（Ｂｒｉｓｔｏｌ）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１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任博士后研究员。在英国逗留的短短七年左右的时间内（包括读学位和著书），黄先生在固体物理领域就做出了很多奠基和开拓性的工作。如果他能够在英国继续工作十年，拿到诺贝尔奖应该不成问题。
一九五一年，风华正茂的黄先生毅然决定返回祖国，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当时的中国真可谓是一穷二白，科研的设备极端落后，学术信息也十分闭塞，在这种条件从事科研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科学整体水平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其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在固体物理领域黄昆先生和谢希德教授在培养人才方面确实做出了杰出贡献。虽然他们个人的科研成就受到了很大影响，但是他们直接和间接培养的学生如今已经桃李满天下，为我国的微电子和光电子等领域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初黄先生回国时还有过一段风流佳话。据说，黄先生在英国留学期间与一个英国姑娘结识并且相爱。但是，在祖国的召唤下，黄先生毅然革舍了儿女情长而单身回国。然而，这位姑娘对黄先生情有独钟，她放弃了在英国熟悉和舒适的生活环境，克服了重重阻挠从英国追到了中国，最终与黄先生结为伉俪（其中文名字叫李爱扶）。在黄先生的寿辰纪念会上甘子钊教授也介绍了李爱扶女士在北大期间的一些情况，她曾经勤勤恳恳地帮助别人修改英文论文，默默无闻地为她的第二故乡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有一年我们研究室去世界公园春游，黄先生也携夫人一同前往。虽然已经到了古稀之年，当时他们两个人身体都还十分健康，李爱扶女士对黄先生依旧关怀备至。
黄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成就卓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崇高的人品。按照黄先生当时的待遇，出门是有专车接送的。但是，黄先生尽量不去享用这些优惠。那些年黄先生到了周末有爬香山的习惯，可是他却常常带着夫人去乘公共汽车。每年秋天，香山都人满为患，而且乘车的秩序又十分混乱，真不知道两位老人如何应付。有一年夏天，黄先生在暑假偷偷摸摸地携夫人跟着旅游团到江南玩了一趟。回来以后跟我们说，除了贵一点以外，旅程还是相当满意的。其实，只要黄先生提一下，科学院和研究所都会出面帮他安排旅行。黄先生治学十分严谨，可是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却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经常参加年轻人做的学术报告，但是却很少提问题。有时问到他的看法时，老先生常常谦虚地说“没听懂”。在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开题报告和答辩时，老先生也总是是以勉励为主。俗话说：“言传不如身教”。在黄先生的影响下，我们发现整个研究所的老中青三代人几乎没有辈份的差别，而不象在大学里面到处都是一些盛气凌人的家伙。在日常交往中，黄先生更是平易近人。有一次本人看到黄先生自己到楼下来打开水，就想帮他的忙；可是他却不答应，非得自己提着暖壶走上楼去（所里的电梯只运货，不载人）。有一年室里开新年晚会，年轻人拉起一根绳子，拿气球当排球来玩。黄先生也老当益壮，摘下帽子跟我们一起顶气球。
本人出国前与黄先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交谈；当时由于研究方向不确定，希望老先生能够“仙人指路”。黄先生和蔼地说，听说到了美国以后在科研方向上完全由导师决定，学生没有什么选择余地。这句话本人当时还不以为然，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果然如此。接下来我们又谈到有关理论方法的问题，黄先生说，一个人要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方法。他还谦虚地举他本人在解决喇曼散射问题时采用的是量子力学的三阶微扰方法，而不是流行的量子场论方法。本人在美国做学位论文时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的理论功底不够深，天赋也太低。万般无奈，只好从箱子底找出黄先生的一些讲义，花了好长时间才对波函数的对称性问题有了一知半解。看来黄先生当时就看出了本人的不足。在我们谈话的最后，黄先生又提到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以他的儿子为例黄先生谈了对人和对事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据同事们说，黄先生的儿子中学毕业以后去上山下乡，因此没有机会上大学，返京以后当了木工。黄先生说在科研中一是一，二是二，是非对错是绝对分明的；但是，对人就不能用这样的态度，不能简单地把人分成好人与坏人。如果把对待人的模糊性观念用在做科研上，那是肯定行不通的。本人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这些年中，发现西方人的确有一些值得我们中国人好好学习的地方。其中的一点就是对人宽容，尊重每一个人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力。另外一点就是尊重客观事实，而不讲个人情面。如果中国人能够把这两点做到了，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否则，要么科技无法健康发展，要么就会产生一个由严刑酷法来约束的冷漠社会。临别时本人问黄先生是否还经常去爬香山，他坦然地说，上了年纪很多事都要打折扣；以前能爬到山顶，如今只能上到山腰了。
本人出国以后的最初几年中，听说黄先生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二零零零年以后，黄先生不幸患了老年性痴呆症。消息传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如此睿智而平和的一位科学家，也会以这种悲惨的方式来走完人生的旅途。同时，这对李爱扶女士无疑也是一个沉痛的打击。家父几年前就死于这病，如果不是亲身体验的话，这种病对家人所带来的磨难实在是难以深切体会。在缅怀黄先生之际，我们对无怨无悔的李爱扶女士也深表敬意。死亡，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显得过于沉重。如果我们有一些宗教信仰的话，也许会有一些安慰。无论是从佛教还是道教的观点来看，象黄先生这样一生光明磊落而智慧非凡的人，去世以后都会升天成神的。希望他老人家能够不辞劳苦，乘愿再来，为人类的科学事业和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做出更杰出的贡献。
（顺便提一下，半导体和收音机完全是两回事。黄先生有一次也打趣地说，一提起半导体，人们就想起无线电。这种概念混淆的根源在于半导体收音机的巨大成功，它几乎完全取代了电子管收音机。在美国也有类似现象，由于微波炉的普及，人们管微波炉就简称为“微波”。结果从事微波通信领域的人不得不给它改名叫“射频”（ＲＦ）。其实，历史上“射频”的频谱应该低于５００ＭＨｚ，如今“微波”与“射频”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了。另一个例子就是医用核磁共振成像（ＮＭＲ），人们一提起“核”就想到放射性；结果，只好改名为磁共振成像（ＭＲＩ）。关于中科院半导体所的科研方向和黄先生的生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其网页去浏览：ｗｗｗ．ｓｅｍｉ．ａｃ．ｃｎ／）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5 华夏快递 kd050712.